很好，天莫道不消魂安门前的孔子像终于被动迁了。孔子像竖在那里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对劲，还写了一篇东西。它即不是艺术品，也不是什么景点，若问，阿是国家标志？估计也没人点头。它就是一个不伦不类的怪物，现在，终于搬走了。而且早晚一天，会被当做一块巨大的废铜被收垃圾的老板予以回收，只是价钱不一样了，原先几百万的造价，而后可能只值几十万了。巨大的差价，通过孔子，转换成了奖金、利润、税收、香烟、茅台、甚至安全套。这就孔子对于当代中国的现实意义。
只有一种可能，一定是有人发话了。
我原先还想说，不要再指望能从孔子那里获得可持续牛比的道德逻辑（正当性），时代不一样了。
现在想来，他们其实也懂的。
上海卢湾区红十字会公半夜凉初透款吃喝被曝光，17个人一顿吃掉9859。舆佳节又重阳论一片哗然，神人共愤。而后，来自上级的调查处理结果很快就出来了，说同志们是业务招待，用的也不是善款。按人均150的上限标准，多出来的，个人买单。但老百姓并不满意，口袋里有两根金条，哪根是善款，哪根是公半夜凉初透款，有区别吗？无数网民一边啃着染色的馒头一边发着毒誓，谁要是今后再向红十字会捐款，谁他马的就不得好死。
毫无疑问，这件事情一定会有损中国红会的光辉形象，但我并没有就此论述的兴趣，我好奇的是，那些人是在哪里用餐的？那顿饭究竟吃了点什么好吃的？我们的记者，为什么不去深挖呢？为什么不去听听那天用餐人员的解释呢？他们对那天的饭菜质量是否还满意呢？
我研究了一下曝光的发票，那顿饭是在一个叫“慧公馆”的饭店吃的。这名字起了好，既时尚、又有旧上海的派头。我查了一下，他们在上海本地共有四家分店，要么在卢湾巨鹿路、思南路，要么就在外滩附近，都是高尚地段的老洋房，以粤菜为主，兼营本帮菜，人均500左右，也就是说，卢湾红会的同志们其实也就是水平线上的消费，没怎么特别消费。
老洋房的房间通常偏小，容不下那种特大的餐桌。所以，17个人可能要分处二桌，桌子一分，成本就上去了。原先只要点一份汤的，现在要点二份。原先只要一瓶茅台的，现在要二瓶。当然，根据他们消费的金额来看，基本可以断定，那天他们并没有为了祖国喝茅台。倒不是因为红会没中石化有钱，吃能吃掉几个钱呢，而是兄弟们中的大多数，可能天生对白的不感兴趣。如果真要喝茅台，17个人，这点钱恐怕是远远不够的。
但即便如此，9859，还是吃不到什么东西，因为现在物价实在太贵了。想想，现在上海最时鲜的东西是什么？刀鱼。一人一条，二两不到，那么小，就要三百多。如此，就五千多没了。或者，不吃刀鱼，吃鲍鱼，也要这个价格。最后，吃累了，总要弄碗燕窝补补吧，又是二百一个，三千五。这样就快九千了。但总不至于光吃刀鱼和燕窝吧，总该再吃点、喝点其他东西吧？那么多人，只剩下一千多，买只蟹都不够，而只能点些诸如咸菜毛豆、皮蛋豆腐、泡椒凤爪、榨菜蛋汤之类的东西了。可怜啊，最后回到办公室，拿根牙签剔牙缝，一点肉丝都剔不出。所以，还有一种可能，那天吃饭的人没有17个。
前天，一在外地当官的同学来上海开会，末了，请同学在长宁也是一家所谓的会馆吃饭。席间，也聊起了这9859的事，我同学一脸鄙视，要不怎么说你们上海小气精明做不成大事呢，17个人，一万不到，又不是缺钱咯，对吧？居然还有人把它当个事捅出来，阴啊。在官半夜凉初透场，这种人最讨厌了，本事么，没有，事情么，也不干，整天红着眼睛就知道搞人，写举报信。
这话说的，让在坐的其他几位也当点小官的上海籍同学，一个个羞愧难当，半天不吭一声。我在旁边听了哈哈大笑，实在佩服该同学大起大合实话实说的性情。诚如温总所言，知者尽言、国家之利也。
我不知道我们那顿饭最后吃了多少钱，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总不比卢湾红会那帮人差。奇怪的是，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最后究竟是谁付的钱，自始至终，我没见有人摸过钱包，也没见服务员过来说结账。问同学，同学说，你管呢，反正有人付就是了。有点意思噢，如果卢湾那顿饭也这样吃，谁举报，举报谁呀？
钱名世，字亮工，江苏常州人，康熙四十二年癸未科一甲第三名（探花），任翰林院编修、侍讲学士，有“江左才子”美称。梁漱溟（1893－1988），广西桂林人，哲学家，现代新儒学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社会活动家。
1726年，雍正四年，权臣羹尧失宠被赐死，株连一大片，钱名世也被卷了进去。原因是他曾写诗赞美过年羹尧。
意外的是，犯了谄媚奸恶罪的钱名世并没有被判处死刑，也没有流放边疆，而是被革职去衔，发回原籍。雍正亲写了一块匾牌送给他，上书“名教罪人”四个字，让他一路捧回老家，到家后，悬挂在大门口。
此后，每月初一十五，常州知府、武进知县都会到钱名世家检查一下，看看皇帝所赐的匾牌是否还挂在那里。同时，雍正又命朝中所有文臣写诗作文，来揭露、批判钱名世以往的各种劣迹罪行。写的好的，表扬；写的不好的，重写；乱写一通的，或充军，或同样革职返乡。所有诗文全由雍正亲自审核，待通过后，再交付给钱名世，让钱名世掏钱结集出版，题为《名教罪人诗》（《御制钱名世》），用上好的宣纸刻印，刊行全国。（见百度百科）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钱名世名教罪人案”，它开创了中国政治史上“先树立反面典型，然后展开大批判”的斗争模式。
1953年，梁漱溟因持莫道不消魂不同有暗香盈袖政见，公然质疑党的路线方针，而遭到chairman毛的猛烈批评。但毛并没有“动”梁漱溟，而是高调宣布“你梁漱溟的政xie委员还可以继续当下去”，毛甚至把原因都解释了很清楚：一是为了表明“雅量”，二是梁漱溟有充当活教材的作用，可以借他揭露他所代表的反动思想。自此后，梁漱溟成为许多批判文章的活靶子，活素材。
这样两个人、两件事，放在一起讲，很容易让人感慨在专人比黄花瘦制制度下，中国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特别是当代学界，说起梁漱溟，都喜欢把他作为一代文化宗师来看待，并视其为传统知识分子的楷模，却忘了，梁进入这个案例的前提并不是一名纯粹的知识分子，而是一名积极的政治参与者。同样，钱名世亦是如此。所以，这两起史案所反映的，只是专人比黄花瘦制制度下的政治斗争。
更为复杂的是，在扳倒年羹尧、批斗钱名世后，雍正开始了被后世公认为有清一代政治最清明国力最强盛的一段时期。而梁漱溟也“因祸得福”，在毛坚持要他当反面教材的情况下，不但继续得以享受政xie委员的待遇，还侥幸躲过了随之而来的“反右”运动。即便是后来更为猛烈的文ge，他所遭受到苦难，相对与其他人来说，也要轻许多。
钱名世案发后留下的文字极少，我们无从知道当被树为反面典型遭受大批判后，他自己是如何想的。但我们知道梁漱溟的感受。文ge结束后，梁氏回忆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毛）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那件事后，我的政xie委员照当，生活待遇照旧，也没有受到任何组织处理，我知道那是毛的意思 。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中国社会的荒诞、无奈、不可思议、难以言说，于此，可见一斑。
这些年来一直有人批评简化字不好，并认为因为简化字的推行，造成了汉语书写的混乱。我不这样想，我觉得汉字不但应该简化，而且还应该继续简化，以方便幼童和外国人学习。在全球化、信息化的背景下，文字必然是朝着简单、统一方向发展的。这是语言发展的规律，汉字自甲骨文以来，几千年的历史，就是这样一条路。我们只有在前进的路上做的更好，而不是指着过去叫好。传统传统，能传下去的才叫传统，传不下去的，不叫传统。
前些天，去饭店吃饭，见旁边有一份香港的报纸，顺手翻了翻，都是繁体字。其中有一篇文章是写浙江台州天台山的。作者把“台州”“天台山”的“台”字写成了“臺”。这是错误的，台和臺，是两个字，古已有之。天台山的“台”字和天文星宿有关，只能写作“台”，并读tei，第一声。而“臺”字，如山西的“五臺山”，是指高而平的物体。由此可见，“台”“臺”使用的混乱，并非因为大陆推行简化字造成的。相反，如果香港人、台湾人，也能和新加坡人一样，统一使用大陆版的简化字，台，写作台，臺、颱、檯，也都写作台，那么就不会出现前面的错误了。孩子们学起来也简单许多。原来要三天才学会的字，现在只要一天就可以了。
大陆的问题是，总有些人，或出于对港台文化的崇拜，或出于对古代文化的热爱，或者只是为了显摆，时不时的喜欢用繁体字写点东西，结果闹出不少笑话来，譬如，也有人把天台山的“台”写成“臺”，把“发廊”的“髪”写成“发财”的“發”，被人指出了，还不脸红，反过来抱怨汉字简化的不是。如果规规矩矩地坚持写简化字，哪来这些事情呢？
也有人说，写书法，繁体字比简体字好写也好看。这也是扯淡，写不好字的托词。毛笔写字，或结构布局，或笔力技巧，和字的笔画多少有什么关系呢？相反，我倒是觉得笔画少的字，写起来方便。比如，繁体的“郁”金香的“鬱”字，不要说写了，看都看不清楚，怎么写？所以，古人写草书的时候，对于笔画，基本都是能省就省，能简单就简单。现在很多简化字的字形，就是从古人草书里来的。
这样说，肯定会遭到很多拥护繁体字的网友的反对。来我博客的，大多已经接受了多年的教育，都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学会了大量的汉字，即便有些不认识的，也可以通过查字典的方法来认识，而书写，似乎更不成问题了，都是电脑嘛。但是，想想孩子们，想想你在学会电脑打字之前，过去读小学的时候，整天扒在课桌上抄写生字的情景，一个字，十遍，二十遍，甚至上百遍地抄，多辛苦啊，最后考试的时候，还是不会写。特别是遇到笔画复杂的字，作业本上的方格子甚至容不下。那时，恨透恨透的你难道不想，如果每个汉字都能像“一”“乙”那么简单，该有多好啊？
庆幸的是，你在父母和老师的严格管教之下，挺过来了，熬过来了。而光阴，也就这样过去了，除了大量的生字外，那些年，你还学到了什么呢？
天下第二面相之阎锡山（左）和天下第一面相之袁世凯。是不是有些相像呢？
看一档历史类电视节目，讲山西军阀阎锡山。主持人说，阎锡山晚年准备自己的后事，命家人摘录其日记中的一段话作为其死后的墓志铭。那段话是这样写的：突如其来之事，必有隐情，惟隐情审真不易，审不真必吃其亏。但此等隐情，不会是道理，一定是利害，应根据对方的利害，就现求隐，即可判之。
一般墓志铭的内容，或自己写，或有他人写，大多是总结、点评死者一生的事迹品行。而阎锡山的这段话，讲的其实是官半夜凉初透场哲学，更像是座右铭和家训，作为墓志铭合适吗？
我在网络上了搜索了一番，少有人提到这件事，也不见原始出处。阎锡山墓在台北，现已作为旅游景点对外开放，有许多人，特别是大陆山西籍游客去参观过，没见有人说看到过他的墓志铭。
阎锡山的行事风格时与世人两样，他的嘱咐可能是真的，只是后人没有按他的意思去做而已。而且，阎锡山去世时，老蒋还活着。按照阎的级别和资格，阎墓该怎么造，未必会任由阎家人的意思去办。
阎锡山并非那种胸无点墨的草包军阀，虽行伍出身，但也读过一些书，并善于思考总结，勤于记录。他能在战乱不断的民瑞脑消金兽国年代独霸山西三十八年，并一度把山西建设成为中国的模范省，自有他的领佳节又重阳导艺术。他留下了大量人生格言和官半夜凉初透场警句，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类似于“墓志铭”那样的处世经验。用现在的话说，属“成功学”范畴。他甚至有一套自己的哲学，虽然比较“土”，却也能自成系统，核心是一个“中”字，阎锡山认为，“不对”的反面还是“不对”，只有“中”才是对的。阎锡山反-共，却很推崇马克-思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有山西人说，如果阎锡山不做军阀，可能会成为一名哲学家或者经济学家，这话有点过了，但他确实很聪明，而且具备一名优秀商人的基本素养——虽然看上去多少有些呆头呆脑的样子。而这可能也是他多年修佳节又重阳炼的结果，阎锡山认为“处物，巧胜与拙；处人，拙胜与巧。” “智无诈，方为至智。” “轻躁显露，人格事业两受其损；慎言诚讷，人格事业两得其益。” 他对自己一脸戆相似乎非常满意，曾私下认为，若论相貌，袁世凯天下第一，他第二。
阎锡山受山西历史上另一位重要人物赵戴文的影响甚深。和陈布雷一样，赵戴文也是文人从政。他是前清秀才，同盟会的会员，资格很老，比阎锡山要大十多好几岁。自认识阎锡山后，心甘情愿辅助阎锡山至死。阎氏的很多学问就是从赵戴文那里学得的。赵戴文自己信佛，却不愿和阎锡山交流，因为他觉得佛学是无事人的一种高深摆设，不是人事上应该有的学问。他深谙王（阳明）学，却又担心王学流于放荡，故又取法程朱（见李蓼源：《阎幕岁月》）。用心可见一斑。所以，研究阎锡山的智识就会发现，几乎全是赤裸裸的实用主义的人生哲学。
据说，自抗战开始后，阎锡山每年元旦这一天都要躲在书房里给自己写遗嘱。而待年底，发现自己没死，第二天，又是元旦，拿出旧的，撕掉，重写。他有“三立”的理想，特别看重“立言”，记日记，尽量少记事，而多记理，并希望他的那些“理”能为人类做出贡献。这样一个另类军阀，他的墓志铭是该与众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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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箴言录》（可下载） ：http://tieba.baidu.com/f?kz=815184916
中新网消息，鲁迅惟一的儿子周海婴4月7日凌晨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
“小众菜园”翻出以往与周海婴先生有关的网帖，其中有一篇作家赵丽宏写的《鲁迅墓前的树》，讲05年清明前，周海婴找到赵丽宏，说上海虹口公园里鲁迅墓前的两棵广玉兰长了太茂盛了，以至不但挡住了墓碑，而且影响了周围两棵当年许广平先生亲植的松树的生长。
赵丽宏从北京回到上海后，就去实地考察了一番，发现问题并没有周先生说的那么严重，而且觉得那两棵广玉兰很美，对鲁迅墓地也起到了美化的作用。他把他的想法告诉了周海婴先生，周先生说，你这样看也可以，现在是独立思考的年代，大家发表不同的看法，很好嘛。
赵文后来发表在了《新民晚报》上。该如何对待那两棵树，在市民和网络中引起了一些争论。争论的核心是：一、那两棵树之于鲁迅之墓到底美不美？二、鲁迅墓究竟是周家说了算，还是全国人民说了算？除此外，还有一些拔了比较高的言帘卷西风论，比如，究竟是死人重要还是活树重要？
因为住的比较近，我曾经常路过虹口公园，对鲁迅墓地比较熟悉。过去也注意到过那两棵广玉兰树，为什么会注意呢，就是因为在视线上挡住了墓碑，而我又是一个经常拎着相机的人。赵丽宏先生说问题不大，可能与他是在三月份去的有关，或者当时正好修剪了，如果是七八月份去，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
但我并不认为，这两棵树就要搬走。恰恰因为有了这两棵大树，鲁迅墓低调了许多，“亲民”了许多。每次去，都可以看到有人在附近或打拳，或憩息，特别是炎炎夏日，总能看到一些老人带着小孩在在树荫下玩耍，让人顿生感动。陈村说，“这个墓原本有点过了，太‘威’。看黄帝陵、看孔子墓，感觉很好，中山陵过了，那个堂就更没文化了。生命力顽强的树在为鲁迅墓遮掩一下，柔化一下，比那块豪宅般的大石头好得远。” 再联想到最近山西交城为某某造的那个气势恢弘的巨墓，真不知道他们究竟想宣扬怎样一种价值观和审美情趣。
因为确实不大容易看的出，所以，有很多人路过鲁迅墓地而不知。有好几次，我带朋友去参观，他们都很吃惊，鲁迅墓原来就在这里啊，鲁迅墓原来就是这个样子啊。一位河南的朋友说，如果鲁迅墓是在河南，不整他几平方公里，不但对不起伟人，也对不起改革开放啊。
鲁迅墓前有鲁迅的塑像。先生坐在那里，面朝南方。石基上刻有他的生卒年份（1881-1936），我老是记不得他的生年。一次，遇到一位上师大中文系的女生，她说她本来也记不得，后来有老师教她，鲁迅嘛，不就是“左一巴掌，右一巴掌”吗？18—81，我觉得这个记忆方法聪明极了。
我也曾见过周海婴先生。可能是03年，我去大陆新村，正好遇见一群人从鲁迅故居出来。其中有一人像是在报纸电视里看到过。便问旁边的工作人员，或许就是弄堂里的邻居。他先不回答，待人走远了，才悄悄回我说，鲁迅的独养儿子。我问他过来干吗？经常来吗？那人笑笑，一边回我难得，一边学着旧时瘪三的腔调，捏捏手指，钞票的意思。
后来又听很多人说起过周海婴，还有周海婴儿子的事。我觉得他们挺不容易的，与那些太子相比，甚至有些可怜。在一个可以瞎搞的社会里，他们一家算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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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众菜园”文章和图片：http://bbs.99read.com/dispbbs.asp?boardid=18&id=9107&page=&star=1
囹圄，监牢的意思。有成语身陷囹圄，草满囹圄（形容社会和谐，没什么罪犯，监狱里都长满了草。）
囹和圄，都是形声字，从囗（wei,围），囹读ling，但圄不读wu，而是读yu。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在很早很早以前，吾就是读作yu，音同“鱼”字。例，《国语》，“暇豫之吾吾，不如鸟乌”。
而“吾”字，也是形声字，从口（kou）五声，五乎切。按说也该读wu五的音，为什么读yu呢？还是古今音的区别。在遥远的古代，有一段时期，我们中国人是“五、鱼”不分的。
今天，部分吴语地区，五和鱼的读音依然不分，但都念作en(嗯的音)，以至有许多人错把“鱼香肉丝”当作“五香肉丝”。不仅是五，普通话中还有一些读wu的音，在吴语里也都发en的音。如，忤逆的忤，吴江的吴。有人说，五、鱼，念作en，是汉语上古音在方言中的保留。
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五和鱼的读音出现了分化，及至今天，面目全非。
好在还有“囹圄”这样的词，如一把被历史遗忘的钥匙，启开了我们与先人对话的密道。密道的尽头，一团漆黑，但见四周都是小鬼们雪白尖利的獠牙。一个苍老的声音从更深的深处传了出来，“孩子啊，en今身陷囹en，给en来上en斤en吧……” 这话，你应该能听懂吧？那人，就是你的祖宗啊。
在搜狐博客看到一篇很荒唐的文章《文明社会需要世界警薄雾浓云愁永昼察》。文章不但收罗了“智者”韩寒的话，还有“智者”许小年的一段话。讲的都是西方联军空袭利比亚的事。
许小年这个人很搞笑，说是著名经济学家，更像是只掌握了几个经济学术语的时评家，而没有半点经济学家的道行。08年的时候，我经常在上海的电视和纸媒上听到他的言帘卷西风论，现在想想都觉得好笑。七八月份的时候还在喊着支持政府严格调控的政策，二个月后，突然改口说政府应该放宽管制刺激经济。为什么呢？因为金融危机来了。作为一名号称在美国混过，还经常去美国开会的经济学家，不但对中国经济没有自己独立的理性认识，同时，对那场金融危机居然和普通百姓、政府官半夜凉初透员一样毫无预感，岂不是笑话？如果经济学家都这水平，还要经济学家干嘛。
这一次，针对西方联军攻打利比亚，许小年说：“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民权高于主权论”。意思应该很明白，他认为西方列强袭击利比亚是对的。
从许小年的评论，我可以断定，许教授根本没有读过《孟子》。他不但没有读过《孟子》，甚至连《百家讲坛》都很少关注。因为孟子这句话的本义，早已被《百家讲坛》普及成了常识。社稷，不是国家，而是祭祀供奉的神。君，也不是皇帝，只是诸侯而已，那时没有皇帝，但有周天子。所以，这句话不但和“主权”毫无关系，甚至和“权”都无关。
孟子说这话，最多最多，只是包含了一些原始的“民本”思想。而“民本”思想从本质上讲是为专人比黄花瘦制服务的，是反民瑞脑消金兽主的。当代中国人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就极有可能被“为人民服务”的口号迷惑、欺骗。
孟子的意思，说穿了，其实就是后来法家的“术”，最高统治者用来管理国家和地方、大臣和百姓的手段、方法和思路。
不知道许小年激动点啥，还嚷嚷着“世界上最早的民权高于主权论”，如西洋小丑一般滑稽，但一点都不可爱。
有朋友看了我昨天的博客，问，你有见过汉字繁体横排的书吗？他的意思是，一本书既然是用繁体字出的，那么，在排版的时候就应该右起、下行、直排。
我告诉他，繁体横排的书不但有，而且我的案头就有一本，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由胡士莹先生选注的《古代白话短篇小说选》，1956年12月第1版，1962年11月第2版，1979年10月第6次印刷，印数426000册。（不过，这本书有一个问题，不知道为什么，书中有个别字居然是简体的，如“义”“术”“种”“戏”等。有谁能解释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吗？莫非经过十年动帘卷西风乱，印刷厂里找不到对应的繁体铅字了？）
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汉文到底是直写好呢还是横着写好？阅读汉文书籍到底是横着看科学呢还是竖着看更舒服？为什么有很多人要反对繁体字书籍横排出版呢？网络时代，电子书籍、网页，怎么竖排？这些年来我们的台湾同胞都是怎么看书上网的？
小时侯练书法就很困惑，为什么一拿毛笔写字，就非得从右向左从上往下写，不但难以把握行距，而且时常把衣袖搞的一团墨汁，如果是写小楷，就更烦人了，握笔的右手还会阻挡视线，看不到已经写好的字。问老师，老师说古人就是这样写的。等于没解释。
有一种说法是，汉文右起直写和先人使用竹简有关。这种说法有点道理，因为竹简平时都是卷着的，阅读的时候需要摊开。为阅读的方便，自然是从右向左打开比较好，因为这样的话，更便于右手批阅。如果竹简是从左向右铺开的，那么，右手就会被还卷着的竹简搁着，不好写东西。（顺便说一句，08奥运张艺谋导演的卷轴打开方式是有问题的，中国式卷轴从来都不是从中间打开的，而是像竹简一样，从右向左拉开的。）
但问题是，在使用竹简之前，我们就已经有文字了，那些记录在青铜器、动物骨头上的金文和甲骨文，在书写的时候似乎大多也是右起直排的。（我不能肯定是否都是如此。）这是为什么呢？
不知道。估计也没人知道。就像同样是造房子，为什么我们的祖先喜欢用木材而西方人则喜欢用石材？最早的时候，大家都是住在山洞里的，怎么出洞后就不一样了呢？难道是因为我们中国木头多，西方国家石头多？不对的。
其实从汉字的构造看，无论繁体还是简体，我觉得还是左起横写更科学些，特别是写匾牌标语的时候，因为汉字的笔画本来就是先左再右的嘛。而且，从阅读的舒适度看，因为眼睛是横着长的，所以，也是横着看更舒服些。不可思议的是，我从来没听说过，有哪位古人对汉文直排书写的方式表示过哪怕丁点的异议，直到新文化运动，钱玄同第一个站出来说直排不科学。是我不知道呢，还是确实没有那样的古人？“祖宗之法”真的就那么厉害？
现在好了，阿拉伯数字来了，英文来了，电脑出现了，直排再也跟不上时代的需要了，不变也得变。港台地区一下子乱了套。
所以，新中国还是做了很多好事的。不得不说1955年，国家用法律强制推行汉文书籍横排出版真的很英明，同样英明的还有制定了一套汉语拼音方案。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二样东西，我们现在怎么上网？要知道，那时候是没有电脑的。至于简化字，则要稍微复杂一些，今后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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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所知，满族人用的满文，蒙古族人用的蒙文也是下行直写的，有谁知道他们现在在使用名族文字的时候遇到英文名字一般怎么办？电子文档、网页又是怎么弄的？还有阿拉伯文，是右起横写的，遇到需要引用英文的时候，怎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