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这一说法有些不妥。因为王先生生前曾明确表示过不喜欢，理由不仅仅是因为他是晚辈，钱是前辈，更主要的，还是这样的称呼过于俗气，背后有着不该有的学术浮夸。

我发现有很多人不知道王元化先生的名字，甚至惊讶于他是一个“著名的学者”，听都没听说过，怎么会著名呢？

我觉得国人不知道王元化先生是件很正常的事情，如果钱钟书没写《围城》，又有几个人会知道他的名字呢？读他们学术著作的，毕竟只是少数，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也确实没有必要知道。但有一位自称是中文系的学生也说不知道王元化，这就不应该了。

如果一方水土一方人这句话是成立的，我觉得在王元化先生的身上确实有着湖北人的脾气，那就是“不买帐”，文雅的说法就是能独立思考，这在中国的思想学术界是难得的一种品格，尤其可贵的是，他是“体制内”的人。读王先生评价湖北先贤的一些文章，也能感觉到他对湖北的某些地方精神的推崇和骄傲。

至于钱钟书先生，也有很多人喜欢并一直研究着他的学术精神，人格魅力。我同样觉得，钱先生性格的养成和他是一名无锡人有关。有一句老话叫“江阴强盗无锡贼”，要让钱先生象鲁迅那样火暴，这是不可能的。（上一期《文史争鸣》有一篇谢泳写的《钱钟书与周氏兄弟》，谢泳做学术善于从材料入手，但这篇文章的材料有些牵强。钱钟书和鲁迅本就没什么关系，哪来什么材料呢？因为鲁迅骂过很多人，所以有了《鲁迅和他骂过的人》，因为有很多人被钱先生讽刺过，所以有了《钱钟书和近代学人》。鲁迅没骂过钱钟书，钱钟书也很少谈到鲁迅，所以，有人弄出了一本《鲁迅钱钟书平行论》。）

也有一种说法是，“南王北李”。北李，已经故去的李慎之先生。我就觉得更不妥了。李先生也是无锡人，但在我看来，他始终缺少一些必要的传统学术背景，所以，更象是一名喜欢说真话的专栏作家。李的思想常常只是停留在了对体制的反对上，而王却要深入许多。王先生难得，李先生也不容易。

关于王元化和钱钟书先生之间的友谊，我曾经写过一点，见2006年9月19的博文《王元化和钱钟书》，我将全文复制了过来。



这是一张珍贵的图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文学评议组成员合影。
里面集中了8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各领域的权威。而目前还在世的，仅王元化先生一人了。
左起：XX，XX，吕叔湘、李荣、朱东润、吴世昌、萧涤非、夏鼐、王力、XX，钱钟书、王季思、王元化、王瑶、XX、钟敬文


前几天，我在写一篇有关王元化和张可的文章时，老是想到钱钟书和杨绛。我曾经在过去的一篇博客中提到过他们，而学界更有“南王北钱”之说。对这样的说法，王元化是明确反对的，如果钱钟书在世，想必也是感冒的。

王元化和钱钟书有着较好的友谊。胡晓明的《王元化传》里有这样一段记载：

1981年12月，王元化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文学）评议组成员，与王元化同时被聘的还有王力、王瑶、王起、吕叔湘、朱东润、李荣、吴世昌、萧涤非、钱钟书、钟敬文等……是年，王元化六十一岁。他比吕叔湘（1904）小十六岁，比王力（1900）小20岁，比朱光潜（1893）小23岁，比朱东润小24岁，比钱钟书（1910）小10岁……回忆起那次开会，王元化说：老一代学人办事认真，不循私情，完全为国家培养人材着想。王力是小组长，吕叔湘是副组长。王力见我时说，你的《文心雕龙》研究写得好，你开了一个很好的头。钱钟书说：“我可不承认我的书是比较文学，你呢？”当时，我的书和他的著作同被评为首届中国比较文学荣誉奖。现在社会上有人喜欢以炒作方式标榜，说什么“北钱南王（元化）”，《南京日报》1998年7月26日吴崇明专门找我作电话采访，我明确对他说此说不妥，钱是前辈，我只是做了一点学术工作晚辈，决不好这么提。学术界要反对浮夸之风，提倡老一辈学人的踏实严谨。这张照片，是当时吕叔湘、钱钟书一把将我拉过去，所以挡住了王季思（起）先生。

而在王元化的《一九九一年回忆录》中，也有一段文字，其中还提到了著名的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马悦然：

我和马悦然相识在八十年代初，他是由钱钟书介绍给我的。当时钱钟书曾向我说：“我不会把不相干的人介绍给你，这个人是不错的。”当时马悦然还不是瑞典皇家学院的院士。他当选为院士（同时也就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以后，不知为了什么，钱钟书和他的交往逐渐疏远，以至断绝。有一次我听到钱钟书批评他说：“他的董仲舒也搞不下去了。”

1998年12月19日，钱钟书先生去世。《文学报》于24日发表了一篇记者采访王元化先生的文章，追思钱钟书，题目为《一代学人的终结》。王元化对钱钟书先生的评价很高，“钱先生去世，意味着本世纪初涌现出来的那一代学人的终结。”王元化少有高调赞人，这样的评价想必是真意。钱种书之后，那一代人中再也找不到一个能象他那么有学问的了。

这篇报道还提到了张可和杨绛的交往。她们相识于抗战胜利后，从事戏剧工作的张可曾经向杨绛约写过剧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