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木：毫无疑问，在这次巨大的灾难面前，中国共产党的表现是优秀的，不但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共产党人的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到了极至，更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透明和开放。这不但为他赢得了13亿人民的支持，还赢得了国际社会（其实也是就是西方社会）的广泛认可，并使得原先的批评者不得不暂时闭上嘴巴，或对这个已经领导了中国59年的政党作出新的认识。

江鸟：但这里需要注意到一点，没人批评并不等于不存在问题，此时的众志成城也并不意味着日后就会死心塌地。天灾不比人祸，它是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更无关任何意识形态。在灾难面前，任何不利于团结救灾的话，都有可能被视为不合时宜的，甚至是可耻的。这无须政府作出强制性的规定，而是最起码的道德要求。对于这一点，我希望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当灾难来临，人民是无法选择的。你是执政党，他们不相信你又能相信谁呢？特别是在我们国家，这是一个传统。天地洪荒，文明之初即始于灾难，中国人选择了在大禹的领导下采取自救，而西方人却寄希望于上帝的诺亚方舟能帮助他们逃离。“关键时候还要靠自己”，这是中国人的一个根深蒂固的理念。所以，我也不认为这次中国政府坦然接受国外的救援是一种“进步”，更准确的描述应该是“改变”。“进步”也就意味着只有接受“他们”才是好的。于观念，存在的只是差异，而不是好坏。

木木：这样的差异还表现在对生命和死亡的不同态度上。这次，大家都在说，我们开始重视“生命”了。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命”通常都是小的，也就是所谓的“小命一条”，只要值得，死了也就死了。我们无须举那些经典的例子来说明，只要看看街头的斗殴就知道了，“老子怕你啊，”然后挥着拳头就上去了，也不想想人家一砖头拍下去会是什么结果，不重要，死了也就死了。甚至在家庭中也是如此，丈夫吵着要离婚，女人宁可选择上吊。然而，在当代语境里，“生命”这个词似乎一开口就是最重要的东西了，就象“民主”肯定是好的，而事实上，我们所说的民主常常只是西方的民主方式。批评的尴尬和难处就在于此：我们似乎已经习惯并难以摆脱“他者”的处境。

江鸟：但也要看到，在这次救灾中，人们似乎又看到了以往熟悉的一幕，很多党员、干部、解放军不要命地冲在了最前面。“你们一直有人民养着，现在，你们自己看了办”，我们当然可以用这句话来解释。但如果比较一下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样的话，是不会从布什嘴里说出来的，它是典型的中国式话语。当美国遭受卡特里娜飓风的时候，他们的党员和干部在哪里呢？他们的干部难道就不是人民养的？而且，那些冲在最前面的共产党人，未必是因为组织的要求，有很多都是自愿的，甚至是争取来的。比如，在政委的带领下，15名战士从5000米的高空说跳就跳，真的跳了下去。再有，一支医疗小分队在前进的过程中被泥石流冲散，他们马上组织了临时党支部，然后由党员带头冲回去抢救那些危险的物资。

木木：可也有一种说法是，这是为了立功，基于中国政治制度下的仕途过程中的风险投资。

江鸟：肯定有人会这样想，这并不奇怪，但不能解释全部。董存瑞托起炸药包，必死无疑，他是为了什么呢？其实，不仅仅是共产党，抗战时期的国民党，也有这样的英雄。这是中国文化中的壮士情怀，现在有，过去有，古代也很多。说到底，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在中国人看来，这个世界确实还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中国共产党人把这一价值观和他们的信仰结合在了一起，所以，也就表现的更加突出。

木木：说到董存瑞，我想这次地震对中国社会的另一个影响就是，整个民族的道德觉醒。很多人都听过“董存瑞的班长是河南人”那个笑话，在笑话里，昔日的英雄变成了今天的傻子。谁愿意做傻子呢？每个人都在感叹整个国民精神的丧失和道德水准的下降，却又不知道自己应该干点什么。然而，当地震发生后，我们突然警醒，我们不但需要董存瑞，而且，我们这个民族依然还有无数董存瑞，他们依然还是英雄。长期压抑的善，一下子爆发了出来，抢着献血，捐款，还有很多志愿者扔下手头的工作，不远千里跑去救人。每个人都被感动着，同时，又感动着别人。我们原来并不那么自私，我们原来并不那么冷漠。这是一个有爱心的民族，一个有希望的民族，同时，也不是一个只知道高喊爱国主义口号的民族。我特别注意到美国的《国际先驱论坛报》有一篇文章，它讲到了中国的年轻人通过这次灾难，告诉世人，他们既不是物质享乐主义者，也不是不辩好坏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们是如何热爱这个国家的。抗震救灾，救的不仅仅是别人，也是一次自我救赎。重建，建的不仅是那些房屋，还有我们的精神家园。

江鸟：毫无疑问，所有的这一切，不但有助于改变西方社会对中国的看法，而更重要的，它将从内部影响着中国的未来。共产党从老百姓那里得到了信心，反过来，老百姓也会根据共产党的表现作出自己的选择，而不是根据制度作出选择。

木木：所以，这次地震对那些整天围着制度纠缠不清的“中国自由主义者”而言，无疑是一记闷棍。如果说因三月的藏-独事件及后来发生的火炬传递抗议而引发的爱国主义热潮，多少还存在着可以在意识形态上予以讨论的可能，那些所谓的自由主义者甚至还可以不无焦虑地认为，西方社会的批评不但不能帮助中国的进步，反而有可能使得中国社会采取更封闭的敌对态势。但他们可能并没有想到，人类社会不但存在着制度的危险，还有更大的天灾。在天灾面前，中国社会不但没有封闭，反而进步了，表现的更为开放，更加成熟。

江鸟：我想这里需要对制度作出解释。制度当然很重要，但决定人类社会发展和命运的关键并不是制度。制度本身就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只是人类对已有经验的诠释和总结，同时，也是人类对未来社会的一种习惯性预设。需要强调的是，一种社会制度的产生和选择，往往不是理性的选择，而是达尔文所说的自然选择的结果，对此，哈耶克进一步解释认为，人类社会的种种有序的结构，并不是故意设计的结果，而是基于许多人行动的产物，是自生自发的一种秩序。

木木：这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嘛。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就不难解释，为什么60年前，贫穷而一盘散沙的中国没有选择美国和国民党，而是选择了苏联和共产党。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而不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强加于中国的结果。矛盾而有趣的是，共产党的那套理论和制度恰恰又是非自由主义的，在哈耶克们看来，甚至还带些“建构论理性主义”色彩，即可以根据自己的知识、力量来构建一个理想可欲的社会，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也就是为什么到了80年代，中国人自觉地抛弃了计划经济而选择了市场经济：社会的发展总有一个存在于制度之外的看不见的手在推动着。

木木：无论如何，我相信中国一定会朝着一个更好的方向发展。我们不但获得了信心，还有相互间的信任，这是改革的一个好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