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有崇拜乡贤的习惯，特别是明朝以后。原因比较复杂，但其中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借乡贤来证明本乡之“人杰地灵”。而到了近代，纯粹的文化和精神崇拜虽然淡化了，但因旅游开发之需要，对乡贤的挖掘和宣传却更加重视了，有的甚至到了你抢我夺的程度，背后则是地方利益的赤裸之争。比如说朱熹，他到底算哪里人呢？

首先是福建人说朱熹是福建人，理由很简单，似乎也很硬气，朱熹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而且在福建境内还有他的遗迹，所以认定朱熹是福建人还真不是瞎说，于是，他们便在武夷山修建了一个朱熹纪念馆，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朱熹故居。

可传统中国对籍贯的理解，却不是根据出生地原则，而是依据祖籍来定的。朱熹的父亲和爷爷是都是婺源人，朱熹的父亲去福建当官，他妈妈也跟着去了，于是就在福建生下了朱熹。因此，怎么可以说朱熹是福建人呢？司徒雷登的出生地是杭州，难道能说这个美国大使是杭州人？朱熹当然也不会认为自己是福建人，否则岂不是忘祖了？著书写文章的时候，他一直喜欢用“新安朱熹”来署名，新安，即北宋时候的婺源。婺源县今属江西，所以，江西人自然认为朱熹是江西人了，而从文化的角度去解释，似乎也能通，朱熹的学术和所谓的江西理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庐山的白鹿洞书院就是因为朱熹而久负盛名。

可是，说朱熹是江西人，第一个反对的，并不是福建人，而是安徽人。因为既然说到朱熹是婺源人，那么他就应该是安徽人。因为历史上的婺源，一直是安徽徽州下面的一个县，历史上的徽州“一府六县”，婺源就是其中之一，这一行政建制延续了近千年，它是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民国时期，蒋介石为了“剿共”曾把婺源划拨给江西，却遭到了包括婺源人在内的广大安徽人的极力反对，结果抗议了十多年，最后又不得不把婺源归还给了安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婺人返皖”运动。为此，同样是安徽人的胡适曾说，婺源之于安徽犹如曲阜之于山东，盖因婺源有朱熹，曲阜有孔子。没有了朱熹，也就无所谓徽文化了。但没有想到，新中国成立后，同样因为军事的需要，政府再次把婺源划给了江西，虽然徽人还是觉得很伤心，仿佛手足失离，可再也没了声音，因为作为整体的徽文化确实不如以前了，更因为当初像胡适那样的人已经说不上话了，而到了今天，即便出了国家领导人，也不好再说什么了。但对于朱熹，他们还是认为他是安徽人。

然而，就像前面说的，徽文化早已经衰落，甚至作为地名的徽州也已经不再存在，原先的徽州地区硬是被一帮没有文化的安徽人改名为“黄山市”，所以，再说朱熹是安徽人，徽州人，多少有点尴尬。于是，一些江苏人跳了出来，就像当年朱元璋说自己是江苏人一样，经过他们的考证，朱熹爷爷的祖籍居然是苏州人，而朱熹也曾把自己叫做“吴徽朱熹”。

宋朝的时候，中国还没有省的建制，今人所说的江苏，安徽，江西，福建，都是清朝以后才有的行政概念。所以，即便是朱熹还活着，估计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哪个省的人了。所以，若是有人问起朱熹是哪里人？答，你们那边人！

  当年声势浩大的“婺人回皖”运动的图片

其实吕思勉先生的书在解放前的销量一直很大，只是新中国成立后冷寂了几十年，直到八十年代海外史学家严耕望在一篇文章把他列为“史学四大家（前四家）”之首时，才引起大陆学者的重新关注，但也只限于学术界。

严耕望在其文章中谈到吕思勉先生的声光名气为什么不及陈寅恪、钱穆、陈垣三位时，说了三个原因，（这三个原因现在已经很有名了，经常被人引用，我也就不再一一复述），其中第三个原因在我看来是最重要的——吕思勉先生没有在北京的大学教过书，而是一直留在了不是学术中心的上海，一直任教于非著名高校的光华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

严先生说，传统中国一直有着“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风气，“诚之先生（吕思勉，字诚之）的时代，第一流大学多在北平，学术中心也在北平，前辈史学家能享大名，声著海内者，而莫不设教于北平诸著名大学。诚以声气相求，四方具瞻，而学生素质也较高，毕业后散步四方，高据讲坛，为之宣扬，此亦诸大师声名盛播之一因。而诚之先生学术生涯之主要阶段，一直留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上海不是学术中心，光华尤非一般学人所重视。诚之先生是一个埋头枯守、默默耕耘，不求闻达的学人，我想这也是他的学术成就被忽视之又一原因。”

严先生虽说的是民国时期，但于当今，学生和教授好北京名校的风气似乎并没有改变。然，吕思勉先生并非没有机会去北京教书，依他当时之影响力，去任何一所高校都是受欢迎的。胡适就曾邀请他去北大，但被他拒绝了，理由很委婉，说是“光华的文学院长钱基博先生（钱锺书之父）是我多年的老朋友，我离开光华，等于拆他的台，我不能这么做。”而先前同为民国最高学府之一的南京东南大学的校长蒋维乔也曾邀请他去教书，吕先生拒绝的理由几乎同出一撤，因为和当时光华大学的国文系主任童伯章有约在先，不可失信。（有趣的是，后来蒋维乔也去光华教书了。）

北大、东南是当时国民政府举办的最好的二所大学，吕先生不愿去，其中自然有其“埋头枯守、默默耕耘，不求闻达”的学人品格因素，（吕先生后来也有过自己的解释，说是因为懒于改变环境）。然在我看来，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吕先生的教育思想和当时官办教育格格不入，他压根就不喜欢去公立大学教书，而更喜欢私立学校的氛围。

吕先生在一篇名为《学校与考试》的文章中阐述了他的教育思想，“教育本系社会事业。官办的事情，总不免流于形式，即所谓官样文章，不能和社会的进化相适应。中国政治上的习惯，虽（嘴上）说是很民主，然既云政治，总不免有几分不自由。（如前清末年，断不能在（官办）学校中提倡革命，而私立学校，则事实上是有的，如爱国学社。）最新的学术或不能在（官办）学校中提倡，私立学校则无此弊。……教育不贵有形式，而尤贵有精神，是存乎其人的，先秦诸子，佛学大师，宋元诸儒，皆其好例。……公家设立的学校，就是政治……具有私立性质的书院则不然，而且易于有真正研究的精神，置名利于度外…….”

然而，如果把先生的这一思想仅解释为中国自由知识分子之独立品格，犹如解释陈寅恪先生晚年为什么不愿意去北京一样，恐怕是不够的，因为吕先生不但不喜欢公立学校，甚至连公立医院都不喜欢，“我们和现在所谓的官立机构，都不愿来往，虽然学校和医院，也是如此。”究其原因，背后实有更为复杂的人文思想。

吕思勉认为，人与人的交往，总该有一个人与人交往的道理，这就是古人所谓的“相人偶”。他曾有诗云：“人何以为人？曰相人偶耳。”什么意思呢？《礼记·中庸》说“仁者，人也”。郑玄注：“人也，读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问之言。” 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吕先生看来，只有私人医生才能保持对病人的基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敬。公立医院的性质决定了，医生和病人之间的人情关系必定要淡薄许多。即便是相信了公立医院的某位医生，也总是请他出诊，而不愿意到公立医院去就诊。教育也是如此，公立学校虽然教育条件要好许多，但师生之间的关系却远不及私塾教育中老师和学生的关系。

吕思勉先生的一生虽一直从事大学教育，但他自己却从来没有接受过学校教育，他那样想，一是源于传统之精神，另更自有其经验。然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光华大学改为华东师范大学，私立学堂在中国不复存在，他也就只能在师大教书了。1957年，吕先生病逝于上海。而早逝也是吕先生史学声光不及其他几位大家的原因之一，因为少了后世津津乐道的政治遭遇，而学问本身于今天自然不再重要，就像九十年代陈寅恪之热，大家关注他，讨论他，有几个是因为先生之学术呢？买本陈寅恪的书大多最后成了文化的装饰，而让人欣慰的是，今天有很多人买了吕思勉先生的书回去确实是读了，因为他的书，更符合今日中国人对历史学的认识，更能满足今日中国人对历史知识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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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1.《人类的祥瑞——吕思勉传》 张耕华著

2．《篙庐问学记》

大约是05年的时候，我在网络上看到过一次著名学者朱大可关于近三十年来中国流行文化的演讲，对象主要是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因为朱大可是上海人，所以，他讲的流行文化主要是上海的流行文化，而上海恰恰又是中国流行文化最重要的舞台。从的确良、假领、一直讲到喇叭裤、蹋脚裤，但作为一名学者，朱大可的演讲不可能只停留在回忆和描述上，他必须就此展开批评，但批评之得失都在于说破，一些只能意会的东西一旦说破，虽然意义明了了，却没了趣味。所以，当时我就在想，如果有一个评弹演员来说这个话题，那该多好啊，比如金声伯，或者吴君玉。没想到几年后，和评弹同出一源的上海滑稽界的周立波站了出来，“笑侃三十年”“笑侃大上海”。虽没有我想象和希望的的那么好，但还算是很不错的了。

说起周立波，每位上海的观众自然而然地会想起另外一个人——蔡嘎亮。有趣的是，我好象至今没有在公开的媒体上看到他们两个相互评论对方，周立波似乎更喜欢把自己和北方的赵本山小沈阳进行比较，而蔡嘎亮则要本分许多，最多说一句“北有郭德刚，南有蔡嘎亮”，这不是比较，而是他一贯为之骄傲的宣传。但上海的观众还是会情不自禁地把他们两个联系在一起，就像前些日子，有一位朋友叫我去看周立波的演出，他以为我不了解周，一再强调，“蔡嘎亮帮周立波完全不好搭脉的，压根就不是一只档次。”这是很多上海人的共识，但我并不这样想，道理就像周立波比较自己和郭德刚的区别时说的一样，一个是喝咖啡的，一个是吃大蒜的，除了比喻语言本身隐含着的价值取向，怎能肯定好与坏，高与下？虽同在上海，同是脱口秀，但这两个人却有不同的文化背景，甚至代表着不同的阶层，有着不同的理念理想。更何况“档次”一词和“素质”一样，在上海市井文化中早已没了一个确定的标准，甚至就像批评家吴亮说的那样，在上海，开口素质闭口素质的，通常都是最没素质的人。当这个城市中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到高级西餐厅吃一顿牛排，是一件很上档次的事情的时候，不要忘了，还有一部份人，可能正浪费着更多钱的去郊区吃一顿粗糙的农家乐，同样也会被认为很有品位。

所以，如果仅仅是因为档次比较高，而选择了周立波，看不上蔡嘎亮，或者，那个所谓的“档次”正是周立波自己所追求的，就如周立波自己强调的，他所接触的都是层次比较高的文化人，那么，我想周立波很快将是“过去的蔡嘎亮”，因为他们在文化上的档次可能永远不及作为学者的朱大可。朱大可对海派文化和流行文化的理解和研究要远比周立波更能满足人们对“档次”的需求。所以，无论是出于真心还是商业宣传之目的，当周立波说要重新定义海派文化，提升海派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时，我想起了3年前，作家陈村对蔡噶亮说的一句话，不要想了太多，有些东西和你没什么关系。而另一位作家赵长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则希望周立波少谈点政治和时事，多说点和生活有关的事。隐藏在背后的道理，其实是一样的。而最最要命的是，很多关于周立波的宣传，包括他本人，都会提到上海“最有档次”的一位文人——余秋雨对他的评价，“一百年出一个周立波。”为什么是余秋雨呢？余秋雨都这样说了，别人还能——还好意思说点什么呢？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初蔡噶亮走红时，很多上海本地文人争相去看他的演出，自发帮其宣传，而面对周立波时却不知道说什么好的原因之一吧，或者，该说的都已经说过了。遗憾和尴尬的是，蔡嘎亮的个人“素质”实在有点问题，而谁又敢保证周立波的个人“素质”就一定能让人放心不会出问题呢？

但我们又不能否认，周立波之所以能爆红上海滩，除了靠他本人的实力外，背后确实和这些年来“海派文化”的遭遇有关。改革开放三十年，整个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上海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作为观众的公众的潜意识里，他们一方面希望有人能帮他们梳理一下，这些年都是怎么过来的，忙了点什么，到底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另一方面，他们并不希望因为改革和经济的发展，所谓的“海派文化”在逐渐边缘化的过程中失去话语的影响力，他们渴望着有人能替他们说上几句，能出一个可以和北方的赵本山郭德刚相对等的人物，而符合这个城市应有的身份和能耐。3年前，蔡嘎亮的出现激发了他们的需要，但很快又发现，蔡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所以，如果说周立波正是因为某种需要而被精心制造出来的，应该并不夸张。而其背后团队的国资背景，似乎总能让人感觉到政府的身影。这是周立波难以书写的另一个尴尬。

还是说说蔡嘎亮吧，再也没有人叫他“草根明星”了，因为他有了一个更草了杀根的代号——“浴场朋友”。他并没有因为“个人素质低”而被人遗忘，只是我们这些高素质的人少了对他的关注罢了，在苏北人的聚集区，闸北芷江路的星火电影院继续着他的“钢式”表演，半句江北话，半句上海话，有说有唱，既没有带色笑话，也没有对同道的嘲讽攻讦，更没有对特殊人群的低俗模仿。80元的票子被“打桩模子”炒到了150。观众不但还是以一帮中年“阿姐”为主，而且还多了很多老年人——他们可能从来没进过剧院看过其他商业演出，他们的状态就像生活在同一城市里的另一帮老年人习惯性地喜欢去书场听苏州评弹——就此，我想“蔡嘎亮现象”是不需要再作任何文化意义上的解释了。

虽然还是有人边看演出边啃玉米棒，但再也没有人穿着睡衣看演出了，更没有人会突然站起来拎一下屁股后面的内裤裤脚了。我不好说这是文明的进步，素质的提升，因为如果再让蔡嘎亮回到以前的那个咖啡茶座，可能还会有人穿着睡衣去，但蔡嘎亮再也不会回去了，也不可能回去了。

周立波在美琪大戏院说“我们上海人”，蔡噶亮则在星火电影院高喊“我们江北人”。周立波是用上海话说给全国人民听的，但外地人听不懂。蔡噶亮则说，上海其实有三种人，本地人，宁波人，500万江北人。这话，每个上海人都能听懂。

在蔡嘎亮们的眼里，宁波籍的周立波所说的“我们上海人”只是他们以外的上海人，他们可能从来没想过周立波还能代表他们，他们更需要蔡嘎亮。无论是在他们看来，还是外人看来，传说中的“海派文化”和生活在上海的江北人似乎从来就没什么关系。“上海人”只是一个更为空泛的概念，就像在马路上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上海人对另一个上海人说，“现在的上海人不要太精明哦。”没人知道他们所说的上海人是否包括他们自己。而全中国最喜欢议论上海人的，其实不是外地人，而就是上海人，因为他们每天都要接触上海人，因为上海人这个概念对他们来说实在太重要了，可又没有人能撇开自己说清楚上海人到底是怎样一帮人，或者，谁都是？

而对于生活在上海的苏北人来说，“江北人”是一直清晰存在的，就是他们自己，就是蔡嘎亮。

王汝刚和潘红出现在蔡的演出现场



周立波的007形象。吴亮曾说，所谓海派文化，就是市井文化，就是十三点文化。

守在家里的女人，闲也闲着，她们想象着，街上有那么多、那么多男人，一定是看都看不过来，数都数不完吧？

于是，便有女子在失眠的时候，数着，一只男人，二只男人，三只男人……

好奇心最终使得她们走向窗前，撩起了竹帘。这便有了“你站在窗前看风景，看风景的人站在楼下看你”的现象——小潘遇到了阿庆。

噫，居然有一只女的！那光景，整个世界仿佛都静止了下来。

喉结一提，姐姐啊，我看姐姐多妩媚，料姐姐看我也应如是吧？

西门庆是这样想的，其他男人应该也会这样想。

然而，小潘却未必会这样想，她可能只是想看看如果满大街都是男人，那么多男人，看都不看完，数都数不清，究竟是怎样一个雄壮场景。

犹如，新闻说，昨天有一个少年人，突然闯进了女浴室，大家都傻了。那家伙说，我只是想看看，一下子有那么多女人光着身体。

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瘦小的老太太，感觉年纪已经很大了，但精神不错，好动，一会儿东张西望，好象很紧张的样子，一会儿又摇头晃脑，神情笃定自在。

车过人民广场，老太太突然从包里掏出一把铁榔头，举在手上晃了晃。

吓我一大跳，“喔唷，阿婆，没有搞错吧，就你这把年纪还要出来打劫啊？”

老太太先是一愣，而后笑嘻嘻地露出二排光秃秃的牙龈，说道，“这榔头是我防身用的，万一要是车子着火了，就用它敲玻璃。”

厉害！

1949年5月28日，赵祖康与陈毅举行国共上海市政府移交仪式

五天代理市长 一世只为申城

1949年5月24日，赵祖康以国民党政府上海代理市长的身份维系城市运转，并与共产党完成交接——1949年5月28日，他与陈毅同志在汉口路原国民政府大楼举行了国共上海市政府的移交仪式，将上海完整地交到了人民的手中。

为了城市和人民他受命于危难时

1949年5月24日，国民党军队已往苏州河以北撤退，上海解放指日可待。凌晨1点，国民政府上海市长陈良通过社会局长陈宝泰打来电话，让赵祖康立刻去市府见他。 （２３日晚上，陈良派出的人一直在四处找赵祖康，到２４日凌晨，陈良的秘书通过特务机构排线索，还是敲开了他同学的家门，找到了他。秘书一脸的喜出望外，使赵祖康感觉不像是抓人的样子。赵祖康驱车来到陈良家中，陈良告诉赵祖康，找他是请他来代理上海市长。赵祖康一怔，没想到是这事，竟调侃了一句，跑都跑了，还要找个代理市长干什么。陈良一本正经地说，赵老兄，事关国民政府的最后形象问题，国民政府前面在撤出南京时，只顾跑，撒手不管市政，秩序太坏，市民遭受了极大的损失，在国际上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行政院长何应钦给我来信，要求上海市政府维持到最后一刻……赵祖康没有心理准备，地下党传口信让他为保护好上海多做工作，但他没有想到国民党会在最后关头“慧眼识珠”，找他担任代理市长。赵祖康忙问，我做代理市长，代理什么呢陈良见赵祖康愿意接手了，笑笑，说：“就代理两件事，一是持何应钦手令维持好上海的社会秩序，二是共产党进来后，办理市政府的交接。”-----另转自2000年10月《今日名流》）

陈良告诉他，自己马上要离沪，想让他来暂替，希望他做两件事：一是维持好上海的社会秩序；二是共产党入沪后办理市政府的交接事项。

赵祖康时任上海工务局局长，纯粹是搞技术的。不过，他还是答应了。让他作出这个决定的最关键原因，是他想尽力让上海的市政设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少受破坏。“1949年3月间，作为工程界代表，我父亲就与茅以升等赴南京请愿，呼吁停止内战、保护城市设施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赵祖康长子赵国通回忆道。

其实，早在赵祖康担任代理市长前3个多月，中共地下党员王月英便化名李敏通过赵家一个亲戚与他相识。此后，在王月英的指导下，赵祖康不仅参与营救进步学生，而且为解放上海提供过市政设施情报。5月24日凌晨，因担心和地下党的秘密接触关系暴露，赵祖康在去见陈良之前，还托付好友梁伯高以备不测。但出乎赵祖康意料的是，自己居然要以国民党政府代理市长的身份与共产党解放军打交道。

第一个命令电话武器弹药锁起来

1949年5月，在上海这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上，赵祖康以极大的勇气，承担起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把上海完整地交给解放军。

5月24日凌晨3点，赵祖康回到住所。到上班的时候，他以代理市长身份打出了第一个发布命令的办公电话：“我是代理市长赵祖康，把武器弹药都锁起来，维护好社会秩序。”

5月24日白天，陈良主持召开市长办公会议，正式宣布赵祖康上任。5月24日深夜，解放军发起进攻。赵祖康立即命令在市政府和警察局大楼上插白旗，向人民解放军投降。他命令警察尽快释放被关押的进步学生，不得与解放军发生冲突，强调警察只有维持社会治安的职责。

5月25日一大早，赵祖康检查了列放在市政府大门口的枪支，布置了抢修道路、正常上班和系统移交等事宜。下午，在知名人士李思浩的寓所，他拜见中共接收代表李公然，很快达成有关移交资料、维持治安、防止破坏、保管档案、恢复交通等多项共识。晚上，他向一直保持联系的中共地下党介绍了情况，并得到党的进一步指示。而后又忙于次日全市电车、公交汽车恢复运行之事。

5月26日上午，赵祖康在市社会局大楼主持最后一次处局负责人会议，要求各部门不折不扣执行向共产党上海市军管会移交的决定。中午，他与解放军军事联络员会晤，参与处理劝说苏州河北岸国民党残部放下武器的工作。经过3个多小时紧张反复的谈话，26日下午4点钟，在四川路邮电大厦内的200多名国民党官兵缴械了。接着，赵祖康又协助解放军与各方面联系，相继说服河滨大楼、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内的国民党残余部队放下武器。

27日，解放军浩浩荡荡进入苏州河北面，宣告上海解放的军事行动完全结束。

从5月24日开始到5月28日，上海的水、电、煤供应正常；电话从没中断过；地痞流氓恶棍也没有出来打砸抢……

完成“代理”使命再任工务局局长

1949年5月28日上午，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下午3时，赵祖康和陈毅在汉口路原国民政府大楼那间80平方米的旧市长办公室举行了国共上海市政府移交仪式。

交接仪式后，陈毅市长请赵祖康到他的办公室里单独谈心，开门见山，希望他出任新上海政府工务局局长。这是赵祖康没有想到的，按他原来的打算，完成“代理市长”的使命后，将留在上海教书育人做学问。陈毅市长看出了赵祖康的顾虑，坦诚地说：“赵先生，我们一定能很好合作的，不要有其他想法，你留下很好，国家需要人才。你可以发挥自己的专长，勇敢地担负起领导改变旧上海市政面貌的艰巨任务，为建设新上海贡献自己的力量”。

————《文汇报》2009年5月26

一次郑重的谈话

1949年5月28日上午，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下午3时，赵祖康和陈毅在汉口路原国民政府大楼那间80来平方米的旧市长办公室举行了国共上海市政府移交仪式。赵国通曾查阅过档案，记下了陈毅和父亲的对话：

“你是国民党上海市代理市长赵祖康？”

“是。”

“共产党上海市军管会的命令你执行得怎么样？”

“条条照办了。”

“资产、档案呢？”

“完全无损，请一一查点。”

严肃地问过上面的话后，陈毅站起来，向赵祖康伸出了自己的手。

————《新民晚报》2009-05-23

人物小传

赵祖康（1900～1995），字静侯。上海松江人。中国市政和道路工程专家。1949年后历任上海市工务局长兼上海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规划建筑管理局长、副市长。1955年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上海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8年任民革上海市委主任委员，1987年任民革上海市委名誉主任委员。1981年12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五届二中全会被增选为民革中央副主席；1988年11月,民革七届一中全会后任名誉副主席。

原产地保护，是近几年才有的一个新名词，从国外引进的一个法律概念，大概的意思就是把那些土特产用法律的形式保护起来，比如说，金华火腿只能金华生产，否则就是侵权。所以，越来越多人，包括政府，开始重视这东西了，甚至把它当作叫卖商品的一个噱头。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不是说任何一个商品，按照习惯的叫法，因为前面加了一个地名，就说这件东西是那个地方的土特产，其他地方生产的就不正宗。比如，宁波汤团。

据报载，今年4月，宁波海曙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有关“宁波汤圆”的官司。消费者郭某在超市买了5包“宁波汤圆”，拿回家却发现只有1包是宁波本地企业生产，而另4包汤圆的生产企业分别在上海、杭州和郑州。郭某认为异地生产的宁波汤圆背离了原产地的制作工艺和文化内涵，因此把郑州等地的生产厂家告上法庭。但被告则在法庭上表示：“宁波汤圆”未被注册为证明商标，也未注册原产地保护，因此，从商标权的角度看并不违法。

虽然案子尚未判决，但不难推断，本案中的原告是要输的，他的诉求没有法律依据。不仅如此，而且即便是将来，大名鼎鼎历史悠久的“宁波汤圆”也很难获得原产地保护。原因很简单，“宁波汤圆”其实和宁波没什么太大关系，它之所以能出名，主要是因为在上海卖的好。事情大概是这样的，一帮宁波人来到上海谋生，也不会干别的，就卖汤团吧，做法可能是宁波老家的做法，水磨粉，小汤团，但那粉，那馅，包括用的水，都是上海的，只不过老板和伙计是宁波人，所以叫了宁波汤团，然后依托上海这一大市场出名了。就像越剧，原先是在绍兴一带乡下唱唱的，后来来到上海发扬光大了，我们不能说要听正宗的越剧只有去浙江，因为越剧是那边土生土长出来，上海的越剧就不正宗，而事实是，上海才是当今越剧界的中心。苏州评弹也是，享受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政策待遇的，不仅仅是苏州的评弹团，上海评弹团也能享受。

在中国，类似的现象还很多，比如在上海同样很有名的“安庆小馄饨”，号称“安徽料理”，其实和安徽安庆也没什么关系。一些安庆人来到上海，做点小生意，挑个担子沿街串巷卖馄饨，后来发现生意不错，能赚几个钱，于是更多的安徽人来到上海做这种生意，最后变成了垄断，全上海半夜三更在弄堂口卖馄饨的，几乎都是安徽人，即便不是，也会冒充说是。最后就这样出名了，谁能说那些小馄饨是安庆当地产的呢？

我有一个同学是安庆人，他说他是到了上海才知道“安庆小馄饨”原来那么有名。

“嘴里淡出鸟来了”，这话最早出自《水浒》鲁智深之口。这个“鸟”到底是读niao呢，还是diao？施耐庵没说。现代人基本读作niao，可是嘴里淡而无味和niao有什么关系呢？我是无法解释的。

在吴语毗陵片的方言中，“什么”的发音，近似“嗲郭”，说快了，外乡人就会听成“鸟diao”。一次，我去常州，当地朋友请客吃饭。进了饭店，一女服务员跑了过了，极其妩媚地问道，“先生，你今朝阿想吃点鸟（diao）？”朋友回道，“你们有鸟(diao)好吃？先看看再说吧。”我一下子傻掉了，常州人怎么可以这样呢？而后又发现，什么鸟事也没有。

莫非鲁智深是江苏常州人？

    4.李白的《静夜思》

《静夜思》被誉为千古思乡第一诗。故乡有什么好思念的呢？一般说来，特别是对那些诗人而言，也就两个理由：要么是想女人，要么是想吃家乡的饭菜。无论是女人还是美食，都是给饿的。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如果这里的“床“就是一般意义上的睡觉的床，那么基本可以确定，李白是想老婆了。如果这里的“床”是用来坐的坐具，相当于现在的沙发，靠椅之类，那么，李白就是想着家乡的美食了。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已经很晚了，月亮也出来了，居然还没吃晚饭，饿的眼睛都发花了，把地上月光看错成了霜。

“举头望明月”，总归要吃的啊，那吃点什么好呢？“低头思故乡”，看着面前的饭桌，或空空如也，或那些极不对胃口的饭菜，心想着，要是在老家那该多好啊。

越是简单的菜，可能越难做，糊弄不得。比如炒青菜，要想入味，难免会过于熟烂，不但口感不好，而且卖相不好，反过来，口感爽嫩，色泽鲜绿的，通常又很难入味，甚至还有较重的青生味。

很多年前，有一次，和同学还有一位老师，去吴中路那边办事，那时的吴中路基本还是郊区，不像现在到处都是淫乐场所，繁华异常。中午在宋园路边的一个小饭店吃饭，老板兼厨师，是一名翘脚，问他有什么好吃的？答，炒青菜，这是他们的招牌菜。我们都有些惊讶，以为玩笑，但吃了以后发现，确实相当不错。样子碧绿，菜型完整饱满，而且很入味，最重要的是，还保留了青菜本有的甜味。青菜的甜味一下油锅便会消失，可是，不起油锅，又如何能保持菜的色泽和形状呢？老板笑而不答，说即便是国家主席来问，也是不会讲的。

自那后，我再也没吃过让人特别满意的青菜。那店，现在自然也没有了。

        2．家常酒菜

现代人烧点菜都太紧张。上周，有同学在家请客吃饭，也就三四个家常菜，却把他夫妻二人忙坏了，看他们烧菜，简直就象一场战争，根本顾不上和客人说点什么。于是，在他们烧菜期间，我只能坐在那里傻看电视，想帮忙，他们又不要，极其尴尬。

现在幸好有电视了，如果没有电视可看，该如何安排等着吃饭的客人呢？

汪曾祺先生说，家常酒菜定要省事。偶有客来，酒渴思饮。主人卷袖下厨，一面切葱姜，调佐料，一面仍可陪客人聊天，从容不迫，若无其事，方有意思。如果主人手忙脚乱，客人坐立不安，这酒还喝个什么劲？

我的祖母在这方面就做的很好。可惜她老人家不在了。

端午节又快到了。有编辑叫我写点东西，可是有什么好写的呢？总是那点东西。再说了，写了又有什么意思呢？比如，前年端午我写过一篇有关吃粽子的文章，我一再强调粽子要吃冷的，几年过去了，不但没人听我的，反而连我自己也开始吃热粽子了。于是，编辑又说，那就写写屈原吧？我更觉得没法写了，很多年来我们一直说吃死人文章，第一个被吃的，恐怕就是屈原了，每到这个时候他总要被人研究一番，甚至连他是同性恋都被人考证了出来，我还有什么好写的呢？

不过，我还是可以在博客上聊聊的。有一个地方叫溆浦，屈原曾经在那个流荡了好几年。“入溆浦余儃徊兮，迷不知吾所如。”

溆浦在湘西，我没去过，但对那个地方并不陌生，女革命家向警予就是那边人。很多年前，我曾帮助过三位从溆浦离家出走的少女，她们感谢我，我也很感激她们。我这辈子除了小时候好象曾经帮助邻居大爷放过羊砍过柴外，似乎就没做过什么好事，是她们给了我一次做好人好事的机会。现在想想，依然还是很激动。“哦，勇敢而无知的溆浦少女，在你们的身上我仿佛看到了当年向警予同志为了中国之未来而远走他乡的美丽倩影，只是现在既不允许革命，也不允许卖淫了，所以，你们必须回家。”这是那天我送她们上火车时的临别赠言。

可能是因为屈原在那边生活过，所以，溆浦的人文气息还是比较重的。著名史学家向达，和著名出版家舒新城都是溆浦人。对此，沈从文曾经感叹过，说溆浦是湘西最有文化的地方。湘西给人的感觉一向是土匪出没的地方，沈从文能有此感慨并不奇怪，他是凤凰人，自己也就小学毕业，如果不是后来做了作家，也算是半个文盲了。向警予和向达都是土家族人，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是亲戚。在中国古代，过了溆浦基本就是荒蛮的南夷之地了，所以，湘西的民风彪悍一些是可以理解的。而在最近这些年，因为改革开放，彪悍的基本都已经到广东发财去了，留在本地的，估计都是些老实人，就像沈从文笔下的那些边民。

溆浦因溆水而得名，溆水两岸风景秀丽旖旎，最好玩的地方叫思蒙，据说和桂林差不多。我后来曾遇到过一位溆浦的朋友，他说他家在溆浦的东部，而思蒙则在溆浦的西部，小时候经常坐竹筏去思蒙，漂着漂着就到了。我觉得比较有意思，中国的河流大多由西向东流，而那条溆水居然是由东向西流，而后汇入沅江。

屈原当年就是从洞庭湖由沅江进入溆浦的，并在那里做了一名流浪诗人，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溆浦人。而后，可能是公元前的278年的农历五月初五，屈原在汨罗投江自杀，消息传到溆浦已是五月初十，成千上万名溆浦人痛不欲生，恨不得也跟着屈原去跳江，最后想想还是算了吧，划划龙舟吃点粽子纪念一下吧，于是，就把端午节定在了五月初十。他们管这一天叫大端午，而把五月初五叫做小端午，那边人只过大端午。这种思路很奇怪，不知道他们那边过国庆节是否也要比十月一号晚几天呢？昨天给一苏北朋友打电话，问他在干吗？他说看电视。我问他是什么电视？他说是“长虹。”也是一怪路子了。

今后有机会可以像屈原一样，到溆浦玩玩。

上海的东方卫视最近好象有点不对劲，过去只有在那些小电视台才看到的广告突然多了起来，比如直接打了经销商电话的卖衣服的广告，各种治疗男性疾病的医院广告，一看就是骗人的叫人加盟然后就可以发财的广告，等等。特别是每到晚上，就会出现一个卖“纽贝斯特羊奶”的广告，一个不知道哪来的猥琐男不停地在那里模仿着小沈阳，喊着“喝羊奶，咱不差钱”。

小沈阳已经很倒人胃口了，居然还搞一个山寨版的，广告所说的羊奶谁敢去买？简直太变态了。莫非真的怎么恶心就怎么上？而电视台也完全没了标准，似乎只要给钱就可以播。

我们可以不喜欢高雅的严肃的东西，但也没必要往死里低俗吧？

专制导致变态。没有对假大空的极度反感，也就不会有赵本山和小沈阳的机会。赵沈只不过是因为假大空而病变出来的二只怪胎。整个社会的审美情趣扭曲成现在这个鸟样，真不是一个好兆头啊。

现在戏班少了，但传统依然还在，只是形式有了变化。在东北，因为二人转的火暴，能请到他们来参加丧事正成为流行。而湖南青年作家田耳则在其一篇小说中，详细描述了一位酷爱吉他的乡村歌手，是如何靠“白喜事”谋生的。去年夏夜，我骑单车穿梭在上海郊区的一条公路上，忽然听到旁边一个村子里传出猛烈的电子音乐，跑过去一看，原来是某大户人家在办丧事，请来一乐队，正演奏着shin的歌曲，“死了都要爱，不哭到微笑不痛快。”

5·12，汶川地震一周年祭。打开电视，每家电视台都在用晚会的方式悼念着死去的同胞。流着眼泪的幸存者，不知所措的孩子，麻木的观众，妩媚的主持，妖艳的歌星，一会儿是悲惨的地震画面，一会儿是电光闪烁的歌舞，其中还不断间杂着充满商业气息的广告。而据说，还有更多的演艺人员则直接去了地震灾区的现场。没有谁愿意缺席这一千载难逢的演出盛事，一个由政府操持，全民族参与的超级“白喜事”。它不但向世界展示了我们的悠久民俗传统，更显摆了富裕起来的中国作为一个大户人家的牛比形象。

你应该明白，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全是因为你的不服和反抗所至。难道我想强奸吗？如果当初你能顺从一点，配合一点，事情就会和谐许多，我也就不会采取暴力，也就不会触犯法律。所以，你之所以被强奸，全是因为你的反抗。但反抗，不但毫无效果，而且只会更将刺激我的情绪，并迫使我对你施加暴力。想想萨达姆吧，难道你比他还紧？最后不但被强奸了，还丢了性命。

事实证明，反抗对你来说，是毫无意义的，却让我背上了强奸犯的罪名。我或许也会得到法律的制裁，而你却不会因此而得到任何好处，更谈不上是英雄，你永远都只是一名受害者。

千万不要以为是你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在我们这里，法律的尊严和个体的命运通常是无关的。

最近在网上买了几本书，也是第一次在网上买书。因为事先不能翻阅，而只能看到目录，所以书写的到底怎样，不知道，最后到手一看，大失所望，有一种被骗的感觉，可是又不好意思退货，也不知道是否能退货，只能闷进。

在此特别批评一下吴恩培主编的《吴文化概论》。此书由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而且还是江苏省教育厅的一个基金指导下的教材，一般说来由高校出版的书，通常给人的感觉会很专业，很学术，可实际上此书不但不专业，而且很无聊，除了极个别编写人员较为认真外，大多都是半吊子，纯粹就是靠东抄抄西拷拷，敷衍而成。而从体例上看，基本上就是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完全没有章法。比如，什么叫吴文化？文化，是个什么概念？吴，到底是指什么？吴地，究竟是指哪一带？这都是大问题，也是基本问题，可以有争议，但必须讲清楚，规定好。如果连这些最重要的问题都无法搞清，那么就只能乱扯了。而本书的作者不知道是缺少讲清楚的能力呢，还是故意不想讲清楚，通篇糊涂。结果是，一会儿“长三角”，一会儿苏南诸市，却又不提浙江，一会说吴侬软语，一会又研究起了苏北话（江淮方言），可是在谈到吴地戏曲的时候，又不涉及使用江淮方言的地方戏曲。从科技谈到工商业，从学术谈到文学，从宗教谈到民俗，无所不包。

很难想象，那些把这本书作为教材的学生，当学完这门功课后，是否真的知道吴文化究竟是指什么？而本书在网络上的介绍却是这样写的，“书中既有关于吴文化两大源头的梳理，又有关于吴文化与长三角主体文化关系的剖析，吴文化与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诸城市关系的讨论；既有按时间顺序的历史描述，又有按门类的条块分析，始于远古，迄于当代，纵横交错，图文结合，是一部学养丰厚的教材。”

而最最搞笑的是，此书的后记里，居然还谈到了钱的问题，说这本书的虽然列入江苏省教育厅的科研指导项目，但对方并没有给钱，给钱的是苏州职业大学，他们给了5000元。

写书写教材，写到这个程度，真是罕见了。我为吴文化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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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别梦依稀——我的评弹生涯》 唐耿良著

当我读完这本书后没多久，唐耿良先生就去世了。在此悼念一下。

最近这一段时间，因为一篇《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如何看待文革期间的“告密”成为很多人讨论的热点。唐耿良先生在《别梦依稀》中回忆了当初他是如何因张鉴庭等人的“告密”并最后不得不承认自己是“特务”的经历，但唐耿良并没有因此耿耿于怀，或大发议论，而是表现出了对劫后余生的“庆幸”，并强调，张鉴庭也是迫不得已，他也是受害者。

唐耿良是这样一个态度。我们应该有一个怎么样的态度呢？

有些道理，也许章诒和永远都不懂，这叫浅薄。或者也懂，但在难逃恶俗。如果不是黄苗子，不是聂绀弩，章诒和未必会对那些“事”感兴趣，而历史，或者说文革，终究不是这些文化名人的历史和文革。

2．《中国古代文化史讲座》 王力等著

八十年代的“百家讲坛”。内容涉及古汉语、天文学、历史、地理、科举制度、宗教，等等，主讲人都是当之无愧的学界名家，如王力、谭其骧、李学勤、任继愈、启功、唐作藩等。

3．《间书》 清·朱逢甲 著

立志于从事特务工作，或喜欢看谍战片的朋友，不妨读读此书，一本专门研究中国古代谍战情报工作的书，很有启发性。

sqzxs2003@yahoo.com.cn

附，最近一个“子民”在我的博客中给张书记的留言： 

不知道我给你的留言什么时候能看到啊？？

我是一个在城边的村庄生长的啊,,,招商引资我们很支持，由于我们所住的地方，不久将来（N年之后要被拆迁），所以我们吃的水都是传统的地下水（自己家打的地下水井）但是,,,,最近我们发现我们所使用的水层水就像蒸发了似的，突然见打不出水了啊，前期我们以为自己家的井可能有问题，就找专业的打井师傅来修理，这才发现是水层谁有问题，后来自己通过了解周边的各个工厂，发现都有不同程度的使用地下水，同时虽说有的取水井有户口，但多数的工厂都有不同程度的少报瞒报的现象，专家认为和这些有直接影响，做为一个城市的书记，不知道发现这个问题了吗???????也许你是整天接触的不是这地下水，是经过处理的自来水发现不了这些。

不知道你是或能有时间关心，眼前的，你的子民最基本的生活用水问题，长远的，整个地下水资源问题。

一周内要没有时间，我看看省委书记有时间没有。

这件事情之所以引起轰动，能被大家叫好，原因我想只有一点，据裘锡圭先生讲，蔡伟曾经当过三轮车夫。如果蔡伟不是一介平民，而是一个高官，富商，文体明星，即便是小学都没毕业，也没人会觉得奇怪的。谁都知道，这年头文凭究竟能代表点什么？

由此，我又想到了丁俊辉。这家伙最近又输了，但还是给我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的比赛。我注意到，依然还是有很多人在刻薄地批评小丁的心理素质差，并自以为是地认为导致小丁心里素质差的原因是他读书太少。对此，我很不以为然。道理很简单，当今斯若克界，那些自小就开始专门训练而后被誉为大师级的远动员，有几个接受过完整的学校教育？

而把蔡和丁联系在一起，我是想，如果复旦大学也设有斯若克博士点，那么，22岁的小丁不但够格读博士，甚至连教授都可以做，而他也是自学成才。

我并不想对蔡伟读博提出任何怀疑，他能有今天，完全是靠了对古文字学的兴趣，坚持所致，对这样的人才，我们自然应该鼓励，并为他创造更好的条件。而对于复旦，虽然在这件事情上做了好事，但是，也该好好反思一下，这些年来，还收了多少来混文凭的人？

高等教育之诟病，文凭之不值钱，不是因为缺少象蔡伟那样有真材实学之人，我相信，这样的人每个大学都有，相反，而是因为招了太多的混混。就复旦而言，拒绝那些达官贵人花钱读博，其精神和意义可能要比招收蔡伟更大。

腐败刺激经济

—— 一个工头老板的怪论

1．我做老板也很多年了，按说也应该有点钱了，可除买了一幢房子，二辆汽车外，似乎就没什么东西了。那么多钱，都到哪里去了呢？用了！怎么用的？腐败掉了。

像我们这种人，如果说没有行贿过，鬼都不相信。我就不说为什么要行贿了，个中道理，妇儒皆知。

2．我要说的是，行贿是中国社会几千来的一个传统，其历史肯定比清明节、端午节还长。为什么这样一个在很多人看来丑陋不堪而且是违法的活动能千年不绝，且越来越猛的呢？肯定有他的道理。

3．行贿通常意味着竞争，而一个社会的进步，不就是因为竞争才发展的吗？

无论如何，一个存在行贿的社会，肯定要比没有任何行贿的社会更发达，更高级。计划经济时代，死水一潭，是没什么行贿的，没那个必要啊。

4．现在是金融危机，大家都说要刺激消费。谁在消费？到超市去看看，那些用消费卡的，有几个是自己买的？不都是别人送的卡吗？谁送的？我们这帮人。国家一年的GDP，有多少是因为腐败而直接产生的？只要看看到了年底各家商店的烟酒柜台生意有多火暴就知道了，如果没有我们这帮人，中华，茅台，鱼翅燕窝，有几个人吃的起？即便吃的起，又有几个舍得买？

5．现在到处都在发旅游券，据说为了领到券，还发生拥挤。那些领券的，应该都是普通老百姓吧，他们去一次杭州，苏州，能消费掉几个钱？没用！还得靠我们这些人，一到周末就开着车去周边的几个城市玩，住了，吃了，嫖了，最后还要带点走，哪次不要扔下好几万？为什么啊？有钱大家一起用啊。

真不是瞎说，假使我一年赚一百万，起码要拿出一半大家用用。不仅仅是给那些有权的，还要给那些做小姐的。这叫什么？有一个朋友说，这叫社会再分配。

6．所以说，如果有一天我被抓起来了，千万别鼓掌，想想吧，那些工人怎么办？我们家楼下那个卖香烟的怎么办？一直有我供养的那些当官的怎么办？每天发消息叫我去捧场子的夜总会小姐怎么办？

当然，肯定会有人说，抓住你一个，还有后来人啊。没错，就是这样。社会就是在腐败、反腐败、更腐败的过程中不断前进的。

这段历史说明，造成当前不同地区的中国人却在使用着不同的汉字，是有复杂原由的，其责任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共产党政府的一意孤行，更不可以就此指责新中国对简化字的推行阻碍了中华民族的统一。研究一下当初国民政府和后来的共产党政府为什么都要推行简化字的目的，就不难发现，他们的愿望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更好地普及教育，扫除文盲，让汉字更符合现代化的需要，同时，也为了更好地让外国人学习汉语，从而达到中华文化复兴之目的。